冒顿单于至死也未能想到，两百多年后，他的后代匈奴儿郎们，居然会为了一口吃的，投降了！
那是蒲奴单于时代。蒲奴单于是那位著名的呼韩邪单于的孙子。他在位初期，匈奴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史载，当时匈奴“连年早蝗，赤地数千里，竹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
为了求得一丝生存空间，蒲奴单于遣使赴汉朝和亲，希望新兴的东汉王朝能够放松对北方的防范。
不料，此举却被匈奴贵族日逐王比提前获悉。
作为正统的单于子孙，日逐王比在匈奴内部本来具备继承资格。但因其父早逝，加上叔父呼都单于有心破坏游牧帝国长期贯彻的兄终弟及继承制，故而，比始终与单于宝座失之交臂。
最终，心怀不满的日逐王比抢先一步投降了汉朝，并在后者的扶持下，建立了一个与“北匈奴”蒲奴政权分庭抗礼的“南匈奴”政权。
此后，南北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班超等人的持续经营下，西域各国与东汉间形成战略外交关系，以蒲奴为首的北匈奴势力被不断地挤压，而南匈奴在汉朝的同化下，生活则相对稳定。
然而，南、北匈奴始终处于“仇衅既深，互伺便隙”的状态。趁着这个机会，南匈奴单于干脆邀请汉朝方面出兵，以帮助自己清除障碍，“封狼居胥”。
当时，正值汉和帝初立，主政的是他的养母窦太后。窦太后为了让哥哥窦宪有个将功赎过的机会，同意了南匈奴的提议，于是，在窦宪的率领下，汉朝与北匈奴历经了多场大战。
蒲奴单于最终在金微山（即阿尔泰山）一带被击败，率部遁走乌孙之地（大致位于今新疆西北、哈萨克斯坦东南、吉尔吉斯斯坦东部及中部一带），从此消失在历史记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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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关于北匈奴残部最后的归属，很多年来都不为中国人所知。
直到19世纪末，晚清状元洪钧在出使沙皇俄国时，才在该国流传的西方史籍中看到了疑似这支匈奴残部流亡欧洲的端倪。在这些资料中，18世纪的法国东方学家德金（Joseph Deguignes）提出了一个观点：
战败的北匈奴人西迁，活动到了欧洲，并在其后威震亚欧大陆的“上帝之鞭”阿提拉的带领下，在东欧平原上内建立了极盛的匈人帝国（Hunnic Empire）。
德金的观点，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之后，随着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中国学者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普遍采纳了这种意见。
中国的典籍中，最早记载“匈奴”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在书中，司马迁写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xiǎn yǔn）、荤粥（xūn yù），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按司马迁的说法，匈奴人的先祖是夏桀的儿子淳维。至于他们后来为何一步步衍变成游牧部族，司马迁的解释是，在西周时代，除了淳维这一支，北方还有多部以游牧为生的野人。相信淳维膝下的匈奴人，正是混于其中被杂交了，才从根本上遗忘了原有的生活习俗。
不过，后世学者对司马迁的记述也有别样的解读。王国维就曾在他的著作《鬼方昆夷猃狁考》中，以“山戎、猃狁、荤粥”三者发音接近推断，匈奴应为汉朝时官方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别称。王国维认为，产生这些称呼差异与当时朝代所使用的官话发音有关。
匈奴因为没有文字，故未留下关于自己祖先起源的记载，但学界似乎都不反对——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末，匈奴人已活跃于今天的蒙古大草原。
草原上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温湿多雨，春秋气候多变。生活在那里的匈奴人，自然没有那群曾经活跃于大河流域的中原祖先那么幸福。残酷的生存环境，要求他们必须要有草原苍狼般的野性，才配活下来。
于是，经过草原间无数次的资源兼并，匈奴人在领袖头曼的带领下，逐渐壮大起来。
为了树立崇高的威信，头曼自定封号单于，成为匈奴部族法定的初代统治者。此后，单于之名也为历代匈奴帝国最高统治者所享有。
尽管匈奴在头曼的带领下，势力蒸蒸日上，但纵览当时北方，匈奴不过是个小喽啰，在其周边强大到足以危害中原王朝的，还有东胡、月氏等。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头曼才让自己已成年的大儿子冒顿，带领匈奴儿郎们去征伐新的土地。
可笑的是，儿子在前方浴血奋战，老子却在大后方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悠闲日子。也不知道是谁给吹的枕边风，头曼单于甚至考虑废长立幼，打算将外出征战的冒顿弄死在沙场上。
千钧一发之际，冒顿偷了月氏的良马，骑着它回到匈奴。头曼没有办法，只能将冒顿视为有功之臣，令其统帅麾下一万兵马。
为了保命，冒顿打算先下手为强。利用平时训练的机会，他命人制造了一种带俩哨的鸣镝箭，并下令：“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
清理完不服从自己的部众后，冒顿放心地发动了“鸣镝弑父”，并一举成为新任的匈奴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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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父的懈怠享乐不同，冒顿这一生，从未停下扩张与前进的步伐。在位期间，他不仅把从前强盛的部族东胡、月氏打残，甚至将触角伸至中原王朝的边境线上。
当时，汉朝灭秦初立，北方防卫一度空虚。冒顿趁机率众南下迁移，匈奴帝国的版图进一步扩大。
不过，一开始，冒顿并无发兵侵扰中原王朝的意图。毕竟，在距此不远的战国时代，赵国名将李牧曾在边境防线与草原汉子干过一架。那一仗的惨烈，冒顿恐怕早有耳闻。
但当韩王信接受汉高祖的诏命前往马邑（今山西朔州）就藩时，形势发生了变化。
马邑城往北走个几百里，就是冒顿治下的漠南匈奴腹地。韩王信建都于此，很难不让其怀疑大汉王朝有战略北扩的意图。故趁着汉朝百废待兴之际，冒顿兵发中原，前来搅局。
韩王信当然明白远水救不了近火的道理，为了保命，他只能一边请求刘邦发兵襄助，一边主动向匈奴求和。
韩王信“两面派”的作为，令汉高祖刘邦深为反感。于是便有了后来刘邦发兵攻打韩王信的借口，也间接促成了冒顿与刘邦率自家军队正面交锋的结果。
因汉朝军事情报的失误，刘邦率部兴高采烈地扑了个空，在白登山上，被匈奴骑兵围了七天七夜，直到汉朝使者求见阏氏（匈奴王后），厚馈礼物方得保全。
尽管此次南下作战，冒顿略占上风，但冒顿却从阏氏的话语中认清了一个事实：“今得汉地，犹不能居。”
北方草原游牧部族多杂居，彼此间的民族认同感并不强烈。只要有一个“绝对大王”的出现，其他部族都会慕名而至，向其靠拢。目下的冒顿，正是这类领袖人物。
而匈奴部族，从冒顿的先祖淳维以降，少说也有千年，却始终无文字流传。如何使一个庞大的帝国持续保持高速运转，或许才是匈奴帝国在未来持续扩张和发展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一生充满野心且极具战略眼光的冒顿，显然明白其中的道理。
返回草原之后，冒顿随即着手设计匈奴帝国内部的等级制度。
在这套草原早期的人马管理制度中，冒顿将整个匈奴帝国一分为三，帝国东部交由左贤王管理，西部则为右贤王领地。他们与冒顿一样，均有在各自管辖的区域内设立“王廷”（类似诸侯国国都）的权限。除了像伐汉这种重大军事行动外，左、右贤王均有权自己调度麾下部队，四处征战，为匈奴帝国开疆拓土。
两贤王及其之下的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等，均由匈奴王族担任，以左为尊，皆具备单于继承权。
如此一来，一个以单于为核心的金字塔型宗族等级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后来，模仿汉朝立太子制度，匈奴人也将左贤王定为“单于储副”，位同太子，高于诸王。
凭借这套制度，匈奴帝国一度狂得没边，压得汉朝差点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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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匈奴的一只猹（伊稚斜单于）撞上了汉朝的一头大野猪（汉武帝刘彻，原名刘彘）后，它就再也狂不起来了。
公元前120年冬，寂静的长安突然传出了一则令人振奋的喜讯——13年前持节出使西域各国的张骞，已于日前平安返回长安。
尽管此次张骞出使并没有完成汉武帝邀击匈奴的计划，但在外游历了十余年，还是为大汉帝国收集到最详细的西域风土人情资讯。
有了西域的一手资料，次年，汉武帝果断令“帝国双璧”卫青和霍去病出兵直捣单于王庭。
霍去病运气极佳，率军北进千余里后，遇到了匈奴左贤王的辎重部队。霍去病二话不说，上前就是一顿乱砍。左贤王等一时未及反应，在遭遇战中大败，被俘斩7万余人，全军覆没，左贤王自己仅以身免。随后，霍去病乘胜率军北进，封狼居胥。
而卫青的队伍，虽不是汉军最强，士气却极盛。与匈奴主力厮杀了一天一夜，死伤相当。伊稚斜从未见过如此骁勇的大汉铁骑，慌乱中竟趁着天黑，率先领着数百侍从往北逃出了战场。
单于的遁走，令参战双方始料未及。
得知单于不在的消息，匈奴骑兵人心涣散，不多时，即作鸟兽散。汉军主帅卫青则紧急勒令骑兵丢下重装备，轻骑突击，往北追击了数千里，却一无所获。
漠北决战后，匈奴人尽失阴山以南的河套平原以及大面积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畜牧业生产受到了根本性限制。利用原匈奴左贤王辖下的上谷郡（郡治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以东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汉朝相继笼络了一批原先附属于匈奴麾下的塞外部族，令其徙居上古、右北平、辽西、辽东等地，替汉朝监视匈奴动向。同时，在原匈奴浑邪王的驻地上，汉朝还设置河西四郡，以此切断匈奴势力与西域的联系。
而遁走漠北的匈奴残部，就像翦伯赞先生分析的那样，匈奴在失去了草原这个历史舞台的大后台之后，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衰退期。
公元前89年，匈奴境内发生大规模雪灾，人畜死伤无数。四年后，狐鹿姑单于病逝，临终前留下遗言：“我子（左贤王）少，不能治国，立弟右谷蠡王！”但这一决定，引发了单于之位的争夺大战。
按照匈奴等级制度，右谷蠡王之上还有左谷蠡王。此时的左谷蠡王，正是狐鹿姑单于的正妃颛渠阏氏的儿子。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统一草原帝国，她与当时一批德高望重的匈奴贵族联合封锁了单于已逝的消息。
但还是不慎走漏了风声。时为左贤王的狐鹿姑长子愤慨不已，与叔叔右谷蠡王产生了矛盾。而右谷蠡王的王位继承权被无情剥夺之后，更是恨死了颛渠阏氏等一众匈奴贵族。
更为复杂的是，当初狐鹿姑单于是接受其兄长禅让后才继承的单于之位。出于私心，狐鹿姑并没有在兄长去世后，让其侄子继任左贤王之位。因此，其侄子、时任日逐王（狐鹿姑单于新设的匈奴贵族王号，位在右贤王之上，左贤王之下）先贤掸又忌恨上了叔叔一家。
这边匈奴单于之位还未决出个胜负，那边数度降临的雪灾，一次次挤压匈奴人的生存空间。
最终，经过数度较量，颛渠阏氏成功将她的情夫屠耆堂扶上了单于之位，号“握衍朐鞮单于”。此时，颛渠阏氏的儿子壶衍鞮单于已病死多年，继位的虚闾权渠单于也已死去。
屠耆堂的上位，意味着一个非冒顿嫡系子孙出身的人当上了单于，这自然遭到匈奴大批贵族的抵制。屠耆堂遂大开杀戒，引起匈奴贵族内部又一场内讧。
为免遭迫害，自知即位无望的日逐王先贤掸成了匈奴帝国归汉的先行者。他的归降不仅促进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汉匈融合，也为汉朝打通了与西域之间的联系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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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先贤掸的出走降汉不同，身为前任单于虚闾权渠的儿子，稽侯珊选择了跟“篡位”的屠耆堂对抗到底。
在岳父乌禅幕及匈奴一半贵族的支持下，稽侯珊顺利登上单于宝座，是为呼韩邪单于。
匈奴两单于并立，“冒牌货”屠耆堂自然尽失民心。随着呼韩邪与之公开决裂，这个匈奴内部高层野心家，只落得个拔剑自刎的下场。
可是，一统匈奴的呼韩邪并不是一个善治的英主。
在征伐政敌的过程中，呼韩邪与哥哥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导致后者在合力清理完一切障碍后，自立为郅支单于，并率部打下呼韩邪的王庭（今蒙古国哈拉和林），建立北匈奴，与呼韩邪分庭抗礼。
面对哥哥的威逼，呼韩邪放弃了单打独斗的路子，选择与汉朝结成联盟。
公元前53年，呼韩邪以儿子、右贤王铢娄渠堂为人质，和弟弟左贤王一起前往长安，觐见汉宣帝。为展示极大的归顺诚意，呼韩邪当众提出愿率所部留居漠南光禄塞（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替大汉朝守卫漠南以及河套地区。
呼韩邪提出的方案固然有夺回匈奴故地的考虑，但他也明确表示归附大汉朝，并愿受大汉朝差遣。因此，当内附的呼韩邪所部抵达汉朝时，汉宣帝当即命令将军董忠率部为呼韩邪单于护卫，并“赐呼韩邪部众谷、米糒(干饭)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
之后，汉宣帝将呼韩邪原先的部众一分为二，一部归于并州，一部安置于朔方等郡县，与汉族融合同化。
而作为匈奴单于的后起之秀，郅支单于则走上了与弟弟截然不同的道路。
为避免自己遭到汉匈联军的打击报复，秉着最后的一丝骄傲，郅支单于不惜背负全族人饿肚子的风险，将战争的触角伸向西域。
在那里，“去长安万二千里”的西域大国康居收留了他。
康居国的疆域大致位于今天哈萨克斯坦锡尔河流域，东临乌孙，西接安息，是当时西域少有的大国。在康居王的资助下，郅支趁着乌孙国内乱，占领了伊赛湖以西的大片土地，为自己攒下了家底。
乌孙国从前就饱受匈奴的战火侵袭，这次被暴揍后，他们更清楚自己无力抵抗。于是，便上书向大汉朝求救。
听说匈奴残部有重新经略西域的苗头，汉朝方面高度紧张。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奉命率部前往康居一探究竟。
郅支单于自从有了自己的地盘，就又狂起来了。他把康居王赏给他的妻子及族人全部肢解杀掉，并勒令在其地盘上的康居人要给匈奴人当奴隶，还向汉朝索回此前因示弱而献上的儿子。
当汉使谷吉护送其子抵达康居后，郅支单于又将谷吉等一众汉朝使臣通通宰杀喂狗，简直丧心病狂。
对此，西域都护甘延寿深感局势不容乐观。如若朝廷不对郅支单于的狂妄行为加以惩处，恐严重影响汉朝在西域诸国中的声望。可没有朝廷的诏令，即便他控弦西域，也不便私自出兵。
甘延寿犯起了难。
不过，这一切对于第一次远征塞外的陈汤来说，那都不是事。
针对塞外局势的多变，陈汤一边向甘延寿阐明自己对郅支单于的看法，一边假借汉帝圣旨，向西域各部调兵。
巧合的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甘延寿突然“久病卧床”。如此一来，陈汤直接以副校尉代行其事，将甘延寿绑上了“贼船”，率领西域诸国军队，共讨郅支单于。
这一仗，在陈汤“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号召下，郅支单于彻底败亡。他的匈奴残部，也不得不放弃继续西迁的计划，被汉朝军士统一分配至西域各国，化整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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郅支单于的败亡，导致呼韩邪单于不得不放弃所有的幻想，自请为汉室之婿，以尽藩臣之礼。
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和亲”，汉元帝难免措手不及。因为，被呼韩邪看中的汉室女子，是国色天香的王昭君。为了和平，汉元帝只能忍痛割爱，看着王昭君远嫁匈奴，去开启一段和亲佳话。
随后，征得汉元帝的同意，呼韩邪单于携娇妻再度返回漠北，安为汉藩。
尽管呼韩邪单于在关键时刻决计“称臣入朝事汉”，换得短暂和平，但此时强盛的汉朝也处于风雨飘摇之际，附汉实际上再度给趋于和平的南匈奴埋下分裂的种子。
公元9年，汉朝外戚王莽篡夺汉室江山，成立新朝。王莽的政变，彻底打破了南匈奴自汉宣帝以来，边塞和平相处的局面。
当时，为了和谐匈奴内部，汉宣帝接见呼韩邪单于时就赐给他一方“金玺”，让其享受高于汉室诸侯王的待遇。而王莽一上台，就直接追降了各位单于的政治待遇，将他们贬为小小列侯，连“王”该有的面子都不给。
更有甚者，即位第二年，王莽就利用新承汉室的宗主地位，将匈奴土地、人属、牛羊等一分为十五，同时立呼韩邪后代子孙15人为单于，令其各率一部，各自为政。此举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匈奴部族东山再起的可能，但却给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边疆，埋下祸端。
唯利是图的匈奴单于们，被引进了一个互相攻伐的“棋局”。王莽坐收渔翁之利，扶植亲汉的王昭君女婿卜须等人抗击原匈奴贵族。这却致使匈奴所部纷纷将怨气撒往中原汉室身上，劫边城、杀汉民之事时有发生。
而负责搞事的王莽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边塞政策不仅导致了此后千年东亚政治格局的嬗变，更使其新成立的王朝迅速化为历史的泡影。
公元23年，王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随着更始军杀入长安，他也死于乱军之中。
但王莽的去世并没有浇灭匈奴人仇恨的心火。
在呼韩邪单于之子呼都单于的率领下，受汉室钱粮扶持的匈奴卷土重来。他们趁着中原战火纷飞之际，专门扶持了一个假称姓刘的枭雄卢芳，打算一报自呼韩邪单于以来屈服汉朝的“耻辱”。
不料，卢芳并非称雄的料，吃着匈奴人给的饭，却勾搭上了汉光武帝刘秀。在匈奴与东汉之间，降了又叛，叛了又降，致使双方的矛盾不断加剧。
眼见这个傀儡不堪重用，贪婪的呼都单于决定亲自上阵，正面硬刚新崛起的刘秀。但在两方还未正式撕破脸皮前，呼都就一命呜呼了。
呼都死后，一场暴风雪突如其来，席卷了漠北大本营，为原本内部已现裂痕的匈奴，更增添几分不安定的因素。
在继承人问题上，呼都单于生前并未吸取父亲呼韩邪单于时代匈奴贵族内讧的教训。与先前统一时代的狐鹿姑单于类似，呼都也想尽办法破坏匈奴法定的兄终弟及制度。在他的干预下，其子蒲奴单于在那个灾荒之年，成为风雨飘摇的古匈奴新任君主，并一步步将这个支离破碎的帝国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由于自己的政敌已经捷足先登跟汉朝搞好了关系，蒲奴单于只能放弃与东汉和亲的想法，转头迁怒于日逐王比所建立的新南匈奴政权。
在暴风雪的肆虐与南匈奴的不断反击下，走投无路的蒲奴单于最后只能像祖先一样，将发展的眼光转向了已与汉室天下断联数十年的西域。
上天不知是否也有意毁掉这头草原狼，在蒲奴单于经略西域时，汉朝突然冒出了两位大英雄：班超与耿恭。前者以36吏士收服西域大国鄯善，后者在西域以“神明之力”大败匈奴兵士，致使匈奴扎根西域、图谋发展的企图再度泡了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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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更大的变局，在匈奴内部酝酿着。
由于匈奴自冒顿以来，一直有奴役其他部族的习惯，因此，趁着蒲奴一部自顾不暇之际，在其身边的其他游牧部族纷纷趁机崛起。
作为古老游牧族群东胡的分支，部分东胡人以鲜卑山（今大兴安岭）为祖源，逐渐发展出另一支影响历史的族群——鲜卑族。
在有限的游牧空间里，早期的鲜卑人充当汉朝的“打手”，直面奴役了他们多年的匈奴人。鲜卑的分支拓跋部干脆将原属匈奴左贤王领地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视为自己的家园，与之抗争到底。
没吃没喝的北匈奴，实在没办法，只能率部西迁。最后，在窦宪击溃匈奴之后，这支残部便在史书上呈现扑朔迷离的状态。
在南北朝时期成书的《魏书》中，作者明确记载，这支匈奴残部被击溃后西遁乌孙。在乌孙停留一段时期后，其中精壮的匈奴部众再度踏上西迁的步伐，徙居更远的康居，并与当地的乌孙人、高车人（原匈奴统属的丁零人，因其族战车车轮高大而得名）同化融合，建立了悦般国。
由于匈奴残部一脚踏入了中亚地界，此后中原王朝再没有与之发生过战争冲突，中国的史书上再也没有这支曾经叱咤东北亚草原部族的踪迹了。
直到北匈奴西迁近200年后，才有西方的历史记录说，当时西亚国家大亚美尼亚的国王泰格兰纳斯（可能是发明亚美尼亚字母的梯里达底三世）手下有一支匈奴部队。他们在波斯萨珊王朝沙普尔二世（约309-379年）讨伐中亚各个民族时，曾有出色的抵抗表现。
但西方历史对匈奴人的记载也处于断断续续的状态，因此，当“上帝之鞭”阿提拉带领他麾下的匈人铁骑征服欧洲时，惊恐的人们第一反应便是曾经游历亚欧北部的匈奴部族卷土重来了。
然而，匈人与匈奴的关系，至今学界也没有统一的说法。
在西方史料中，关于匈人最早的记载大约出现于公元350年左右。那时，阿提拉正带着他的盟友阿兰人（即中国史料记载的奄蔡，属原康居国的一部分）发动对东哥特人的攻势。
从现存史料的角度，西方学者K·内密提认为，“匈人”一词很可能来自斯特拉波《地理志》中记载的Phrynoi族（即富尼人）。而在另一部西方古书《百科书典》中也有记载，“赛里斯国内的吐火罗人、富尼人和其他蒙昧部族都不重视肥壮的牛羊……”。
赛里斯即古代西方对中原王朝的称谓，故内密提认可匈人是北匈奴西迁的产物。
不过翻阅历史可知，在匈人出现的那段时间内，亚欧大陆北部除了北欧之外，基本都处于游牧民族势力范围内。因此，凭着阿提拉的横空出世以及内密提的猜测，很难将匈人与北匈奴西迁的血脉流传勾连在一起。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留存在汉朝的那一支南匈奴，之后成了东汉政府的“边防军”。在随后的三国短暂分裂时代，他们再一次失去靠山，只能返回草原，与崛起的鲜卑人争夺生存空间，并最终在击败鲜卑族的同时，举起了反晋大旗。
西晋永嘉五年（311年），叛晋的匈奴军队在首领刘聪的带领下，俘虏了晋怀帝。
这起被称为“永嘉之乱”的历史事件，是久无声息的匈奴人的“回光返照”。他们的铁蹄，由此再度踏破了中原来之不易的天下一统，并开启了长达270年左右的大分裂时期。
但很快，匈奴人热衷内讧的劣根性又让他们丢失了地盘，在随后的动荡与迁徙中继续分解，并与其他民族融合，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杂胡”。而这些“杂胡”，除了少部分融入塞北各族，绝大部分在隋唐大一统之后便在史籍上消失了。
这意味着，匈奴人在中国历史舞台的最后一场演出，以彻底融入中原汉族而宣告落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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